我們設想：劉姥姥種菜的時候，從地里挖出了1000兩銀子。她一定會高興地說：我們發財了，幾輩子都夠花了。與此同時，王熙鳳清點了榮國府的家產，發現只剩下1000兩銀子。她會立刻愁眉苦臉、焦慮萬分：今年的日子該怎么過啊，這個家該怎么當啊？同樣是1000兩銀子，一家歡樂一家愁。
我們現在評價一家企業，經常強調科研投入占銷售額的比例是多少。多大的比例合適呢？這就像劉姥姥家和榮國府，是沒法比的。對一家企業，1%的研發投入太多了；換一家企業，10%的研發投入就太少了。德國人把企業分成兩類：中高科技企業(HMT)和中低科技企業(LMT)。鋼鐵行業就是典型的LMT，而芯片行業就是典型的HMT。兩種行業是完全不可比的。
研發和創新是有價值的，但研發投入是與企業自己的具體情況相關的。那么，產品研發投資多少才是合適的呢？應該用投入產出比衡量。
對企業來說，研發或者創新是企業的一種投資行為。也就是說，與員工培訓、購買設備、請名人做廣告一樣，是一種投資行為。企業是個經濟實體，以投入產出最大化為理想的目標。按照經濟學原理，任何一項投資的邊際效益都是遞減的。科技投資也不例外。一般來說，企業的錢是有限的，總是把錢投在效益“最好”的項目上。有更多的錢時，才會投“次好”的項目。所以，研發投入總會有一個“臨界點”：繼續投資研發、創新不如投資其他領域；更有甚者，有些投資項目虧本的概率已經很大。這個臨界點，決定了企業合適的研發投入比例。
這個“臨界點”是與國家、行業和企業相關的。比如，在鋼鐵等傳統行業，技術進步的速度慢了。其背后的原因是：技術相對成熟了，進步的難度大了，研發的投入產出比變低了。在芯片行業就不一樣：如果研發投入的比例低了，原本先進的企業就會被趕超、原本相對落后的企業就會被淘汰；企業往往只能加大技術投資，才能保持先進、不掉隊，才能生存下去。另外，國外企業和中國企業也是相差很大的。從本質上說，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廉價勞動力和市場；可以設想，如果把華為遷移到美國、歐洲，恐怕連員工都招不齊，更不必說怎么賺錢了。我國多數企業的技術進步主要是靠引進、模仿，本質上并不是靠創新，不創新也能活下去。就像過去的傳統農民，不出去打工也能活下去。而國外企業面對我國企業的競爭，不創新就難以生存、創新慢了也難以生存。在我看來，日本制造業的衰弱就與技術進步慢有關，被我國制造業搶占了市場；而美國占據了技術進步快的行業(軟件、芯片)等、與我國制造業的優勢錯位競爭，經濟發展就快。發達國家對創新投資的需求強，就像榮國府對銀子的需求多一個樣子。
在我國研究創新，還要了解一種現象：人們對“創新”的理解是不一樣的。
我們設想一種場景：大型鋼鐵企業對某個冶煉爐做了較大的改進。在行業內部，這種工作可以被稱為創新、甚至是了不起的創新。但是，在德國的一個小山村里，有個幾十個人的小企業。他們日常的工作就是接受來自世界各國的訂單，設計制造各種不同類型的加熱爐，用于特定的實驗研究。在他們看來，按照用戶的需求設計生產，就是日常的工作、就算不上創新。一般來說，設計、建造一棟房子，不會被稱為創新；但開發一款新型的手機、汽車就會被稱為創新。其實，兩者之間真的有本質性區別嗎？筆者很早之前就意識到：在我國走向創新的過程中，需要一個中間環節：就是提高產品的設計能力。這個環節的能力落后時，強調創新投入，無異于拔苗助長。
筆者把企業的技術創新看成一種風險投資行為。也就是說：這種投資的特點之一，就是投資存在風險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企業和政府要提高創新的投資比例，本質上是要提高對創新過程的風險識別、應對和管控能力。這樣的能力強了，研發創新的投入產出才會大、值得投入的項目才會多、研發投入的比例才會高。反之，這方面的能力弱，研發創新的投入產出就低、適合投資的項目就會少、研發投入的經費比例就會低。忽視風險管控能力的提升而盲目地強調提高科研投入，是一種舍本取末的做法，會把投資行為異化成燒錢的行為、浪費資源的行為。華為推進IPD，其實就是提升這個方面的能力。
在筆者看來：如果企業家缺乏智慧和能力，只有熱情和勇氣，最好就不好搞研發。否則會因研發投入失血過多、企業死得更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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