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光容易把人拋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。
2014年初，我在寶鋼集團中央研究院工作時。我以技術業務專家的身份向公司領導建議：關注一下與智能制造、工業4.0相關的技術問題。那時我其實并沒有意識到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，將會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。人的一生也就幾十年，和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相比，只是短短的瞬間。湊巧的是，我們恰恰生活在這一瞬間。
茍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
社會和技術的發展速度其實很快。過去經常有人遺憾地說：僅僅猶豫了幾年，就再也買不起市里的房子了。改革開放至今，也僅僅是短短的40多年。如果往前追溯40年，中國人民正處于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；再往前追溯40年，中國還處在大清王朝的統治之下。孔子、蘇格拉底等偉大的思想家的誕生，其實也不過是幾十代人的時間。
對于中國人來說，引發巨變的不僅是數字化技術，還有更重要的原因：改革開放40年，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我們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，從供給不足到供給過剩，從勞動力嚴重過剩走到短缺。中國的發展模式，也將從依靠資源投入到依靠創新。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。中國的先進企業，已經和世界先進企業形成了競爭關系，從技術跟隨模仿轉向了創新引領。與此同時，國際環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。我們的后發優勢已經消失殆盡，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驅動技術的進步。這時，后發劣勢反而更加明顯。
故治國無法則亂，守法而弗變則悖，悖亂不可以持國。世易時移，變法宜矣。譬之若良醫，病萬變，藥亦萬變。病變而藥不變，向之壽民，今為殤子矣。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，變法者因時而化。
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上，今天也是個偉大的拐點。在這個拐點的前后，企業的外部環境會將會發生很多變化，過去的經驗和優勢正在迅速消失，未來卻充滿不確定性。企業對未來充滿期待、也充滿困惑。企業希望有人告訴他們：未來的路子應該如何走下去。
在這個時候，專家學者們站到舞臺的中央，他們告訴企業如何應用數字化技術、如何應對未來的挑戰。但有經驗的企業工程師卻常常發現：這些專家的地位很高，但卻缺乏現代工業和企業經營的常識。迷信他們的說法，可能會讓企業加速破產。
有一年發生了嚴重的饑荒，百姓沒有糧食吃、瀕臨餓死。晉惠帝聽完以后，感到奇怪：老百姓沒有糧食吃，為什么不吃肉粥呢？
從“技術層面”看，晉惠帝觀點是正確的，因為肉粥比糧食更有營養。但從現實層面看，晉惠帝的觀點卻是錯誤的：沒有糧食的人，怎么會有肉粥呢？可以說：晉惠帝的方法背離常識。所謂的常識，往往是那些必須遵守的規則；如果方法背離了常識，看似合理的做法其實就是錯誤的。
用今天的語言來說，晉惠帝錯誤在于“不具備經濟性”。許多學院派的專家講數字化轉型，其實也犯了同樣的常識性錯誤。犯這種錯誤的原因，是他們看不到技術應用過程中的困難、看不到價值創造中的麻煩。于是，他們以為：只要原理清楚了，直接用就可以了.....
有人問財主的兒子：做飯用的米是從哪里來的？兒子答道：米是我家米缸里取來的。財主聽到后大怒：你真沒有見識！米是我讓農民裝到米缸里來的！
專家眼中的技術應用，就像從米缸里取米那么簡單。他們看不到企業在應用新技術時面對的各種困難，就像財主父子看不到農夫播種、插秧、澆水、除草、收割、打場的過程，也不能體會“鋤禾日當午、汗滴禾下土”的辛苦。
芒格先生說：常識很重要，但認識常識并不容易。我國許多工科的教授專家，對現代工業的理解也不深刻。追根溯源不難發現：這些教授的老師、老師的老師，其實對現代工業的接觸也很少。但對現代工業的解釋權、話語權，卻往往掌握在對現代工業理解不深的人的手里。這種現象，其實也不符合常識。
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，我們看到了很多成功的案例。在筆者看來，這些成功的技術，都是符合常識的：符合社會發展的常識、經濟發展的常識、工業技術發展的常識。數字化技術的發展，為社會、工業帶來了很多的變化，但這些常識仍然是不變的。
在拐點到來的時刻，我們需要認識常識、尊重常識，才能讓我們的行動符合科技發展的規律、順應社會和技術發展的潮流。
作者：郭朝暉(工學博士，教授級高工。企業研發一線工作20年；優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學家；東北大學、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。國內知名智庫、走向智能研究院的發起人之一。原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)
